近日，正值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季，中国科协发表了一篇题为《诺奖季，我们看到什么》的时评。文章强调，诺贝尔奖并非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包括工程实践、产业应用和成果转化等诸多方面。
这些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想想，又总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Pt.0 诺贝尔奖什么时候成为衡量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标准了？
诺贝尔奖表彰的是在特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而非国家。科学家的国籍和研究机构所在地，可以为分析各国科研环境提供参考，但这与奖项本身的评选目的并不是一回事。
假设我们提出两个命题：
A：诺贝尔奖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
B：诺贝尔奖的获奖情况足以决定对该国科技实力的评价。
即便暂且接受 A implies B 这样的关系，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首先接受 A？
在形式逻辑中，前件为假并不意味着蕴涵命题为假。但在现实论证中，倘若一个前提既没有得到证明，也不是讨论双方共同接受的主张，那么对它的反驳，就未必能够回应原本的问题。
中国科协的这篇文章，恰恰给了我这样的感觉。
有意思的是，2002年1月6日，新华社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日本政府“口出狂言”：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报道，介绍日本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的诺贝尔奖目标。
尽管标题颇具质疑意味，报道正文却认真分析了日本的科研投入、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到了2015年，新华网又发表《面对诺贝尔奖日本在思考什么》，讨论日本迅速增加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其科研体系可能面临的后续问题。
我倒不认为日本政府将诺贝尔奖数量设为政策目标是什么特别值得效仿的事情。毕竟，科学研究并不是完成 KPI，诺贝尔奖也存在明显的成果认可滞后性。
但至少，当我们讨论日本的时候，愿意研究这些奖项背后的科研制度。为什么轮到讨论中国时，却要花费如此大的篇幅解释诺贝尔奖不能衡量国家的全部科技实力？
当然，中国在顶尖基础科学领域的积累，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
现代科学的发展需要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教育体系和科研机构。中国大规模建立现代科研体系的时间相对较晚，改革开放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经济条件也限制了科研投入。与此同时，诺贝尔奖表彰的往往是数十年前取得的成果。
今天的获奖情况，不能简单等同于今天的科研实力。我们当然不能把历史积累上的差距归咎于某一代科学家不够努力。
但历史原因也不能解释一切。
Pt.1 奖项的价值，取决于谁获奖？
有意思的是，中国科协在强调诺贝尔奖并非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万能标尺之后，又提到了中国青年数学家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以此展现中国数学人才培养取得的成绩。
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虽然属于不同领域，但都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荣誉。既然我们认为国际奖项不足以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那么在评价菲尔兹奖时，是否也应该保持同样的审慎？
当然，王虹和邓煜的成就值得肯定。他们在中国接受了部分早期教育，也确实体现了中国数学人才培养的成果。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两人的博士教育和主要科研经历均在海外，其获奖成果也与海外科研环境密不可分。
这恰恰说明，培养具有科研潜力的学生，与建立能够持续支持顶尖原创研究的科研体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
我并不认为文章在逻辑上存在直接矛盾。一个奖项不能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全部，并不妨碍它反映人才培养的部分成果。但如果我们在讨论诺贝尔奖时着重强调国际奖项的局限性，在谈到菲尔兹奖时又突出其对于国家科研发展的证明意义，那么至少应该解释，两种评价为何采用了不同的侧重点。
否则，评价标准似乎就变成了一件可以随时调整的事情。
获奖时，我们强调国际认可；没有获奖时，我们强调奖项的局限。
一个评价标准的参考价值，不应该取决于它最终得出了怎样的结果。
Pt.2 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是否真正鼓励原创性研究？
中国的科研管理长期存在依靠论文、项目、奖项、人才称号和行政分类进行评价的倾向。虽然近年来的政策文件已经多次提出破除“唯论文”“唯奖项”等问题，但政策上的改革目标，与研究人员在实际考核中面对的激励机制，未必完全一致。
如果一个年轻研究者需要不断通过短期成果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那些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取得突破、又可能最终一无所获的研究，究竟应该由谁来支持？
这恐怕比争论诺贝尔奖是否权威更值得关注。
而在科研体系之外，我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中国的义务教育和高考体系，为大量学生提供了相当扎实的数学基础训练。至少在计算熟练度、公式应用和标准化解题方面，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
但我始终认为，算术好，不等于数学好。
能够快速完成计算，不代表真正理解数学概念；能够熟练套用公式，不代表能够独立建立数学模型。即便已经掌握了相当高深的数学知识，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就具备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猜想的研究能力。
这是几个不同层次的事情。
我并不是说计算训练没有价值，更不是说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恰恰相反，扎实的基础知识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条件。但如果教育的主要目标长期围绕如何更快、更准确地解决已知问题展开，那么我们是否给予了学生足够的机会，去思考问题本身为什么成立，以及能否提出一个从未有人回答过的问题？
从解出一道题，到提出一道值得研究的题，中间还有很长的距离。
当然，基础教育并不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科研上限。大学的培养方式、研究生教育、科研机构的管理，以及对长期探索和失败的容忍程度，都同样重要。
这些才是我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
Pt.3 是否先射箭再画靶
我并不反对中国科协文章中的基本结论。诺贝尔奖确实无法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部科技实力，中国在工程技术和工业制造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应该因为诺贝尔奖的数量而受到否定。
但一个评价指标无法衡量事物的全部，并不意味着它在特定范围内没有参考价值。
更何况，承认基础科学领域仍然存在值得改进的地方，也不意味着否定其他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
如果我们希望认真讨论中国科学的发展，就应该讨论科研成果本身，以及产生这些成果的教育和科研制度，而不是先设定一个方便反驳的前提，再花费大量篇幅证明它并不成立。
毕竟，诺贝尔奖从来就不是颁发给国家的。
如果我们先立稻草人再打倒，先射箭再画靶，恐怕我们创造的只是一个永远赢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评价体系。
Reference
2002年新华社：《日本政府“口出狂言”：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
2015年新华网：《面对诺贝尔奖日本在思考什么》
2016年新华网：《17年17人获得诺奖 日本科学如何一路飞奔》
201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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